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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軍全（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節慶文化建設研究”階段性成果）

　　春節是中國傳統節慶中最隆重喜慶的節日。全面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華北根據地的春節文化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產生了積極變化，一方面一些落后的舊風俗逐漸被淘汰，另一方面體現的革命意志和根據地生活的新風俗日益流行。春節既是根據地廣大群眾休閑歡聚祈福的時刻，也是傳播思想和動員群眾的時機，更是政軍民進行情感互動的舞臺。研究與總結這一時期華北根據地開展春節文化建設的實踐及經驗，能夠帶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

　　春節正值冬末春初，是個農閑時節，民眾有時間也有心情去體味、接受一些新事物、新觀念、新思想，可謂一個極好的宣傳期。1939年2月13日《新華日報（華北版）》指出“一切宣傳鼓動組織動員工作，可以在新年中收到特殊的效果”。1943年1月，晉冀豫區委宣傳部明確指示，“舊歷年關是對群眾進行宣傳鼓動工作的有利時機”（《舊歷年關宣傳工作指示》，河南省檔案館，G5-1-43-18）。因而，充分利用春節的閑暇時光開展政治宣傳是華北根據地一項重要工作。

　　一方面設立領導機構，頒發宣傳要點。一般來說，春節宣傳委員會作為專設機構負責宣傳工作，基本任務是確定春節宣傳的組織、范圍、時間、方式等事宜，重點任務是確定宣傳要點，規范宣傳內容，把好宣傳的主題和方向。比如，1941年11月，冀南區委宣傳部下發春節宣傳工作指示，要求著重宣傳反掃蕩教育、邊區抗戰和建設成績等內容（《關于新舊年關宣傳工作的指示》，河北省檔案館，25-1-222-2）。

　　另一方面利用節慶元素，拓展宣傳媒介。1940年1月25日《抗敵報》一篇文章呼吁“利用舊歷春節的賀片、春聯、年畫、歷書、日歷等寫作通俗的宣傳詞句”。1941年1月，太行區五地委宣傳部指示春節宣傳要利用諸如對聯、年畫等民俗符號（《目前宣傳工作的幾個問題》，河南省檔案館，G5-4-584-1）。1942年1月，晉西北召開春節宣傳會議，明確要求充分利用秧歌、道情等民間娛樂形式（《臨參會籌委會、宣委會召開春節宣傳會議》，《抗戰日報》，1942年2月3日）。邊區宣教人員和文藝工作者紛紛深入基層，挖掘和運用春節元素進行政治宣傳。他們將政策、理論融入生動活潑的節慶活動，借助通俗具體的表達方式，實現了政治宣傳的具象化和大眾化。比如，根據舊門神畫而來的《抗戰門神》等新門神畫展現了八路軍和民兵的英武雄姿。

　　此外，教育系統、群眾團體、民間藝人等力量也加入宣傳隊伍，打造出火熱的春節宣傳氛圍。來自不同領域的宣傳力量通過自己熟悉的方式，把理論、政策向社會傳播，形成一種社會潮流或新風尚。民眾在節日喜慶的氛圍中接受了新觀念，并逐漸內化為思維習慣和生活方式。比如，反映現實生活的新年畫備受晉綏解放區民眾喜歡，或被貼在炕頭和門上，或被作為禮物送人，其中婦女最喜歡《做軍鞋》，孩子最喜歡《學文化》《兒童勞軍》，大多數民眾愛看《攻城戰》（劉衡：《解放區農民歡喜新年畫》，《東北日報》，1949年2月13日）。

　　闔家團圓是春節最具溫情的核心要素，甚至能夠彌補一年中生活的不如意，反之則會成為家庭中極大的遺憾。然而在戰爭歲月中，許多家庭背負著民族、國家重任而無法團圓，春節期間關心抗屬或軍屬生活，通過多種形式彌補他們不能與親人團聚的遺憾是一項重要工作。

　　物質慰勞是華北根據地常見的春節優撫形式。1939年春節，平山縣各界民眾向抗屬家庭發放一千石糧食、零用錢若干（《平山熱烈慰勞部隊并進行優待抗屬》，《抗敵報》，1939年3月17日），唐縣則組織了募集干糧運動以優待抗屬（《活躍的唐縣工作》，《抗敵報》，1939年3月25日）。1940年春節，北方局組織發動了向抗屬贈送年禮運動，各地掀起慰勞熱潮，如完縣的5個區就募集了66.48元、2278斤小米、663斤玉米、145斤白菜、2243斤山藥、52斤紅薯、31斤黑棗、100斤柴火（《邊區各界響應北方分局號召》，《抗敵報》，1940年2月26日）。1945春節，贊皇縣政府為保障抗屬春節生活，一次向77個村、382戶的抗屬家庭發放優抗糧31806斤（《贊皇年前普遍優抗》，《新華日報（太行版）》，1945年2月17日）。物質的補償雖然不能完全取代情感的缺憾，但其所蘊含的情感關懷還是讓抗屬感受到濃濃暖意。平順縣黃花村一位抗屬在給兒子的信中說：“過年村干部都以酒飯招待我們，鄉親們對我實在好。武委會主任無柴送柴、無水送水，真是關心。你在隊伍FB體育 FB體育平臺上要好好用心打勝仗，努力進步。”（《你就是咱們的光榮》，《新華日報（華北版）》，1943年2月25日）

　　除了物質慰勞，精神慰藉更能帶給優撫對象溫暖與欣慰。春節期間，華北根據地各級領導干部都會深入基層，到抗屬或軍屬家中進行慰問。或者幫著貼春聯、包餃子，或者幫助掃雪、擔水，或者設宴招待，一起過年。還通過發慰問信、賀年卡等形式表達關心和敬意。1942年春節，晉察冀五專區軍政領導專門向抗屬發放萬余張賀年卡片，接到賀卡的抗屬異常欣慰（《五專區恭賀春節》，《晉察冀日報》，1942年2月12日）。群眾組織也通過多種活動進行精神撫慰。多地群眾敲鑼打鼓地給抗屬掛光榮牌匾，召開優抗FB體育 FB體育平臺會并專設抗屬光榮席位，扭著秧歌給抗屬送光榮燈，或組織宣傳隊向抗屬拜年、唱歌跳舞并敬獻禮物。比如，1942年春節，唐縣組織了以青年、兒童為主的秧歌隊開展優抗工作，既向抗屬拜年又敬獻禮物，引來一片贊嘆聲（《唐縣青年兒童募捐優待》，《晉察冀日報》，1942年2月13日）。多種形式開展優撫工作，不僅彌補了優撫家庭親人無法團聚的情感缺憾，還激發了他們的榮譽感，提升了士氣，為中心工作創造了便利條件。

　　娛樂活動是春節期間必不可少的節日元素。扭秧歌、演大戲、唱小調、耍社火等活動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深厚的民眾基礎。不過，舊有的村莊春節娛樂在組織方面大多是分散、臨時或業余的，內容也多追求熱鬧、好看或滑稽，這與根據地建設需求存在很大差距，需要加強組織引導。1942年春節，晉冀魯豫邊區五專署強調必須防止為娛樂而娛樂（《關于舊年年關開展文化娛樂宣傳工作》，河北省檔案館，175-1-19-3）。1946年1月，太行根據地一專署在春節文娛工作指示中明確要求，應使其與中心工作相結合以產生對民眾的教育意義（《舊歷年關的文化娛樂工作》，河北省檔案館，95-1-27-27）。

　　華北根據地充分發揮已有村莊娛樂組織的功用，對人員構成、參演節目、資金扶持、演出時間和場地等都加強組織化管理。1948年12月，華北人民政府發出春節娛樂活動指示，要求各行署、直轄市府加強對村莊娛樂組織的領導，盡力抽調娛樂組織負責人、新舊藝人參加集中訓練，或者召開專題工作座談會，使其明白方針，并要求各級文工團、專業劇社大力幫助和推動村莊娛樂組織的發展（《開展明年春節群眾文娛活動由》，河北省檔案館，586-1-74-2）。同時強化對村劇團的管理，登記已有的村劇團，有的地區還規定新成立的村劇團必須滿足內容具有教育意義、服從政府領導和不浪費等要求（《縣委對舊歷年節開展文藝工作的指示》，河北省檔案館，17-1-92-2）。

　　內容方面，傳統春節娛樂節目有些單純追求搞笑熱鬧，甚至夾雜封建低俗內容，這不僅無助于根據地的中心工作，而且不利于營造積極向上的社會風尚。冀東十二地委指出，“舊的秧歌多系反映舊社會封建統治忠君愛國、色情等的一套，不能反映翻身后農民的生活與各種情緒”，因而在舊有的基礎上，有步驟有重點地改造舊秧歌，提倡與開展新秧歌是春節文娛的中心工作（《關于開展春節文娛活動的指示》，河北省檔案館，49-1-56-1）。在實際工作中，華北根據地重視對春節期間講演詞、秧歌詞、歌曲、劇本等表演內容是否符合政策的檢查。冀南三地委宣傳部要求各地上報春節娛樂情況，包括整個地區娛樂概況、演出內容和形式、群眾對娛樂的反應、舊內容改造、新內容創造等內容（《總結舊歷年關文化娛樂工作通知》，河北省檔案館，33-1-106-2）。形式方面，開始時的方針是“舊瓶新酒”，即用舊形式表現新內容，后來發展為“新瓶新酒”，保留傳統娛樂形式的同時，創造出一些新的、不經專業訓練的普通民眾能直接參與的表演形式。

　　在有效的組織領導下，春節期間華北根據地形成了“人人可演戲、處處是舞臺”的狀態，讓單純的娛樂活動發展成有教育意義的群眾性活動。更重要的是，在“自編自演、自唱自樂”的原則下，這種源自民眾現實生活的娛樂主題，加之有組織的設計和表演，教育效果非常好。比如，民眾觀看關于生產動員的現實劇《生產發家》后，對待生產的態度發生了積極變化，紛紛表示，像這樣的戲多演幾回，心里就亮堂了（張國礎：《克服改革舊劇工作中的不正確認識》，《冀魯豫邊區文藝資料選編》第1冊，河南省文化廳印刷廠1988年版，第180頁）。

　　這一時期，華北根據地的春節活動中仍存在一些陋俗，鋪張浪費、賭博、迷信活動等也不時發生。1948年1月冀東行署和軍區政治部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春節期間各級部門和人員不得浪費，還要動員群眾不鋪張浪費（《關于反對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的聯合通知》，河北省檔案館，48-1-44-7）。1949年1月冀中行署的通知指出，“舊歷年節將到，近來在集市上發現不少由敵區販來或本地印制的封建迷信神像……傳播封建迷信思想”（《對買賣封建迷信神像、舊年畫、舊歷書的宣傳教育問題》，河北省檔案館，5-1-31-7）。華北根據地各級組織十分重視解決這些問題，積極開展針對陋俗的治理行動。

　　治理賭博是華北根據地積極開展并頗有成效的一項工作。冀中區十一地委社會部明確指出，如果不制止賭博，“必釀成擾亂社會、妨害生產建設的惡果”（《關于舊節年前幾個工作問題的指示》，河北省檔案館，20-1-68-2）。因而，華北根據地采取多種方式禁賭。首先，加強思想引導，運用秧歌、小戲等民眾所熟悉的形式來表現賭博的危害，編演村莊內因賭博而帶來不幸的具體事例，以達到警示效果。其次，頒布禁賭法令或條例，運用法治手段進行治理，把參與賭博的人員進行分類，根據參與程度給予不同的懲處。最后，調查登記賭民情況進行統一管理，重點管理和教育老賭民，對于屢教不改的賭民進行勞動改造（《禁止舊年關賭博指示》，河北省檔案館，520-1-70-12）。為確保禁賭成效，華北根據地注重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其中，一方面要求村干部積極禁賭，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另一方面召開群眾大會，商定戒賭公約，公開教育賭民，營造社會壓力。1949年春節，嵐縣召開的全城婦女、兒童參加的禁賭大會具有代表性。在群眾的指責教育中，賭民認識到賭博的危害，紛紛表示以后不再賭博（《嵐縣城內批評處罰了賭博》，《晉綏日報》，1949年2月16日）。在共同努力下，華北根據地春節期間賭博治理取得了較好效果。如1942年起武鄉縣采取多種措施嚴禁賭博，到1943年春節，持續數百年之久的賭風基本絕跡，大家將放松身心、休閑娛樂的需求放在參與社火、秧歌等積極向上的娛樂活動中（《群眾歌唱著翻身的時代》，《抗戰日報》，1945年3月10日）。

　　總之，華北根據地春節文化建設在尊重傳統和民俗前提下構建符合革命需要的主流政治文化，搭建起一條以春節為紐帶的中國政治文化和鄉村傳統文化融合渠道。這些舉措在傳播革命思想、開展社會動員、塑造價值觀念、治理社會問題等方面發揮了積極功用。